山西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

 山西古称河东，河东是建都西安的王朝对山西的称谓，山西是建都北京的王朝对山西的称谓。 在北方作为主要竞争方向的时代，草原民族把山西作为南进基地，争霸中原；中原王朝把山西作为经略草原的利剑，制驭北方。

在历史的长河中，山西的战略地理一般存在四种选择，一是以中原富力北向控驭阴山，经略草原；二是挟草原之力南向争霸中原；三是严格控制山西的战略功能；四是把山西作为战略屏障，防冲御突，拱卫京师。两汉、隋唐、清采取第一种战略；刘琨、北魏、北齐、五代李存勖、刘知远、石敬瑭，采取第二种战略；宋采取第三种战略；元、明、采取第四种战略。

秦汉时期，面对草原，以山西为支撑，实施攻势防御策略，取得了可观的成效，在晋蒙交界依次设置云中郡（今呼和浩特）、定襄郡（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清水河县、卓资县一带）、雁门郡（西汉时在右玉、朔州一带，东汉时南移代县附近。）、代郡（大同盆地东缘晋冀两省交界地区）。两汉时期讨伐匈奴的战争多从这些地区出兵。

晋代刘琨是系统开发山西战略地理的著名人物。在西晋末年的危机中，刘琨在太原筑城屯兵，召集流亡，北联拓跋鲜卑，抗击刘渊、石勒。

 

北魏、高齐更是建立了太原——大同——阴山军政体系。北魏、高齐利用这一体系南向争夺中原，隋唐利用这一体系北向经略草原。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体现太原——阴山军政体系动员能力的突出事件如：公元534年7月，高欢闻洛阳有变，即从太原起兵，大部队数日即达洛阳。

公元630年，唐将李靖以3000精兵，从朔州出发突袭恶阳岭，捕获东突厥吉利可汗。

唐代晚期，契丹兴起，太原——大同——阴山军事政治体系渐趋瓦解，随着北汉的灭亡，这一体系退出历史舞台。

宋王朝为太原——大同——阴山军政体系困扰多年，心存疑忌。灭亡北汉后，宋王朝从政治上通过毁坏晋阳城达到消除山西政治动员潜力的目的；经济上大规模迁徙人民，使山西经济，尤其是晋中经济遭受沉重打击，从而彻底清除了太原——大同——阴山具有鲜卑传统的军民动员体系。 

宋王朝由于失去了山西的军事屏障，军事体系尤其脆弱。辽灭亡后，一支山西北部称为“义胜军”的汉族军队被宋军收编，置于上党（隆德府）。但宋军基于历史的猜忌，对这支具有太原——大同——阴山组织风格的军队百般监视，控制给养。在金朝还未南侵时，这支区区2000人的军队，拔营而起，斩关而出，十数万宋军不能拦阻。

  

宋太祖赵匡胤（927年-976年），原为北周大将，960年“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宋朝。他在位16年，结束了安史之乱后中原地区军阀战乱的局面，建立了开明的封建文官制度，为宋王朝文化经济的繁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赵匡胤“重文抑武”的改革矫枉过直，造成了宋王朝“百年之后无可战之兵”的局面。历史上的宋王朝是一个文化经济空前繁荣，军事建树消极无为的时代。

宋、金合力灭辽后，金军从河北、山西两路进攻宋朝。宋军统帅童贯仓惶离晋。山西北部：军、民相疑，缺乏防备，只有太原在知府张孝纯、副总管王禀领导下坚持数月，耗尽援兵后，即告陷落。金军突破黄河，兵临开封，宋军便束手无策。

金代匆匆而过，未遐建设山西的军事屏障，故在金元战争中蒙军突破燕山防线，战争便急转直下，只能在陕西组织一些较为坚决的军事斗争。

蒙古进入中原，平定山西后，即着手稳定当地的政治经济局势，设太原路总管府，以契丹人石抹查剌所领黑军镇守山西中南部，并从关中迁入人口，分发耕牛，发展农业生产。

元灭金之战，窝阔台以山西为基地，指挥蒙军进攻河南（金），演绎了波澜壮阔的战争史诗。史称：“及南征，尽以黑军为前列”，“长驱破汴京，入自仁和门，收图籍而还。帝悉以诸军俘获赐黑军。”金亡后，蒙元启用太原人郝和尚拔都控驭宣德、西京、太原、平阳、延安等地，称五万户府，治太原，以强化山西高原的军事力量；后升万户府为“山西河东北道行省”，更强化了山西屏蔽京师，制驭中原的作用。

元末，孛罗帖木儿以大同为基地抵御反叛，拱卫北京；察罕帖木儿在河南起兵后，进占山西，以山西为基地平定河南、河北、山东、陕西的叛乱，极大地延缓了元王朝的灭亡。元顺帝退出北京后，山西主将扩廓帖木儿（王保保）西走甘肃，北走和林，扰乱西北，成为北元主要的军事力量，对明朝的北伐造成重创。

王保保（－1375年），胡名扩廓帖木儿。颖州沈丘（县治在今安徽临泉古城子）人。元朝末年将领。父亲是元翰林学士、太尉赛因赤答忽，母亲是元朝末年将领察罕帖木儿的姐姐，后为舅舅察罕帖木儿收为养子。元末兵起后，从察罕帖木儿组织地主武装，镇压红巾军。

有明一代，山西是朝廷最重要的战略屏障。太原、大同均有坚强的军事部署。太原城垣碟楼雄伟，城内市宇壮观，为时人称颂，锦绣太原城就是此时得名。

大同作为明朝的军事重镇从未被北方之敌攻取。“土木堡”之变后，蒙古人连年入寇，数度突破长城，兵临北京；明末，满人亦绕道蒙古入边，蹂躏京畿地区，但摄于强大的大同、宣府兵团对其后路的侧击，勤王诸军的缠斗，山西高原坚强的军事准备，并不能对北京形成持久的威胁。

正统年后，山西数度遭到蒙古兵入关抄掠，但山西人民“自备军械，团结防边”，境内堡寨相连，人民自守，蒙古所获有限。控制土默特川（呼和浩特地区）的俺答汗连年入寇，部民困穷，内部秩序岌岌可危，在与明王朝达成开关互市的条件下，接受明王朝顺义王封号。明王朝与土默特部在大同开关互市，使土默特部政治趋于稳定、经济获得发展。是后，山西缘边寇掠顿减

明顺义王孛儿只斤·格根。1571年，明朝封蒙古族土默特部首领孛儿只斤·格根（1507年—1582年）为顺义王俺答汗，意为结拜兄弟亲王。1572年顺义王筑归化城（呼和浩特），大大推动了蒙古地区的开发。

经济贸易的发展促成了归化城（呼和浩特）的开发。归化城是明代蒙古族在长城缘边开发的第一座城市，它既是蒙汉民族相互依存关系的写照，也是蒙古族对明王朝长期“开关之战”的结果。归化城的开发意义重大，它为以后清王朝经营内外蒙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朝中叶以后，政治黑暗，兵备废弛，但大同兵团在山西人民的支持下，依然富有进攻精神，在边境地区不时有奇袭斩获，要求恢复关外戍所，开关拓边之声不绝。明末，太原为李自成陷落，大同、宣府失去战略腹地后相继而降，明朝顷刻瓦解。

李自成（1606年—1645年），原名鸿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世居陕西米脂李继迁寨；童年牧羊，曾为银川驿卒；1629年起兵反明，投闯王高迎祥部下为将，勇猛有识略；荥阳大会时，提出分兵定向、四路攻战的方案；高迎祥死后，继称为闯王。

清代统治者在经济上推行晋绥一体化政策，鼓励山陕人民开发绥远，给予山西商人经营蒙疆市场的特权（皇商），以经济交流化解农牧区矛盾；文化上维护五台山宗教中心的地位，培养草原人民的文化认同；政治上把山西商人纳入国家财政体系，保障财政安全，支持外交和军事活动；军事上依托山西，建设归化城——库伦——乌里雅苏台——恰克图军政保障体系，维护疆域和商路安全，使晋、绥成为互动一体，经营外蒙的前进基地。

清朝中期以后，连续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白莲教起义，太平军起义，捻军起义，陕甘回乱，八国联军入侵。山西由于特殊的地理优势和清朝在山西的政治军事准备，基本保持了安定，起到战略屏障的作用。

白莲教起义

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带领宫廷退入山西，山西军民凭借巍巍太行阻挡了八国联军，山西商人倾其所有，扈从慈禧退入西安。

清末、民国间，中国内忧外患，国力式微，归化城——库伦——乌里雅苏台——恰克图军政保障体系对维护北部疆域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沙皇俄国的胁迫，外蒙古基本没有“独立”的条件。抗日战争时期，这一体系依然发挥了积极作用，国民党晋绥系傅作义集团在河套地区依托内地资源供给，建立起日军难以逾越的绥远防线。

 

民国年间，阎锡山控制山西——绥远，进则占京津、争山东、出河南，纵横捭阖，逐鹿中原；退则保境安民，封境自守。山西——绥远成为最顽固的封建军阀堡垒。

抗战时期，日军兵不血刃占领东北，长驱直下攻占河北山东，以后轻取安徽、河南，但在山西却遭遇顽强抵抗。抗战初期，忻口会战使日军遭受重大伤亡。八路军进入山西后，建立了最顽强的敌后抗战中心，不但把日军拖入面积广阔的战争泥淖，而且迫使日军不能使用中国北方博大的人力物力。如果日军平定了山西的抵抗，绥远、陕西、河北、河南、山东将失去战略屏障，长江以北就会成为日军强大的战略纵深和基地，南方的抗战将会异常困难，中国大地很可能又一次重演金、蒙、清入关的历史剧。

忻口、太原会战是平津失陷、淞沪会战开始之后，国民党正面战场第二战区组织的一次以保卫太原为目的的大会战，这次会战，历时近两个月。

解放战争初期，虽然国民党的统治不得人心，共产党在山西已建立坚强的根据地，但国民党绥远和山西军队依然牵制了大量的共产党军队。在华北战场，富有进攻精神的傅作义绥远军给聂荣臻重兵集团造成了严重的困难，使其无力他顾。

 

1946年10月9日，傅作义骑兵闪击张北得手，10日攻占张家口门户狼窝沟险径。

10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傅作义部进占张家口。

解放站战争时期，共产党由于完全占领了上党地区和太行、吕梁高地，在中原战场使国民党军队防不胜防，漏洞百出；在西北战场能够源源不断提供兵员给养；在河北战场牵制大量的国民党军队。山西解放区策应了北方所有的国共战场，使国民党不能专力于任何一个战场，而共产党军队却依托山西的战略基地，灵活策应各个战场，南进东出，西拉东打。

陇海战役。1946年8月10日——22日间，晋冀鲁豫解放军为策应李先念所部中原军区部队的突围，在陇海铁路中段的开封——徐州间实施破袭作战，攻克城镇车站10余处，毙伤俘敌1.6万余人。

定陶战役。1946年9月3日——8日间，刘伯承所部晋冀鲁豫解放军集中5万兵力，发起定陶战役，歼敌1师，打破了国民党军的进攻，策应了华东解放军。

晋绥——西北解放军在西北拖住胡宗南20万大军不能东顾。晋冀鲁豫解放军在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大地区机动作战，有力地策应了华东解放军。晋察冀解放军虽然与傅作义集团势成胶着，但使京津唐地区50万国民党军既不能东援关外，也不能策应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