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地理开发及民族融合

山西是中华民族演化最为丰富的地区，南端的黄河三角洲（运城地区）是华夏民族的摇篮，而春秋时期晋中盆地、忻定盆地、大同盆地及太行、吕梁山腹地的广大区域是戎狄民族游荡的牧场。

公元前541年，晋将荀吴率领晋军进入太原地区，太原（晋中）盆地广阔富饶的景象给晋人印象深刻，故命名该地为“大原”。今天的太原地区因此得名。此后，晋人将郡县制度推广到晋中、忻定盆地。农耕文明扩展到恒山山脉的句注山南地区。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期间（前340年——前295年），赵人越过句注山，在今天的山西、河北北部，内蒙古阴山以南地区建立了一系列军事、移民据点。

公元前244年，赵将李牧击败匈奴娄烦部，完全控制大同盆地及阴山南麓地区，农耕地区进一步扩展到大同盆地。

在晋人北进的过程中，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出现大规模融合，太行山区成为华夏文化腹地，但吕梁山区的中北部地区由于北通内蒙，西望陕北农牧区，华夏化的过程相对缓慢。北魏年间，朔州西部的吕梁山脉北段有尔朱荣率领的契胡部落。北齐至唐贞观年间在吕梁山脉中段有稽胡部落时服时叛的记载。唐代在宁武天池设有国家牧监，管理吕梁山脉北段的马政。以此证明，到隋唐时期，吕梁山脉北段有大量胡人从事畜牧经济。时至今日，山西依然有畜牧传统，北部地区畜牧经济发达。

山西的民族融合既有北向性融合，也有南向性融入。

东汉年间，由于西汉末年战乱和大庄园经济的兴起，内地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奴仆，胡人被整体迁徙或掠买进入内地的数量庞大，南匈奴王庭迁入山西。献帝年间，曹操将南匈奴部众分别安置在临汾（尧都区）、汾阳、隰县、忻州、文水等五县，与汉民杂居，逐渐成为内地编户。与此同时，拓跋鲜卑逐渐迁徙入塞，在大同立足。

大同地区是古华夏民族和游牧民族相向融合的地方。大同地名从辽代正式使用。“大同”意出《礼记》“天下大同”之句，表达了中国人民交流融合的政治愿望。

西晋战乱，刘琨在晋阳招募流民，抵御刘渊领导的匈奴族叛乱达8年之久。期间，大量中原人民投奔晋阳。但刘琨实际能力比不上声誉，人民归来后，没有有效的安置措施稳定流民生活，政治上也比较混乱。当时，雁门关外的拓跋氏政治清明，社会环境安定，大多数归向刘琨的流民通过晋阳这个中转站，投向了雁门关外的拓跋氏，为拓跋魏的建立积聚了雄厚的力量。拓跋魏建立后，大量草原人口进入山西乃至洛阳地区，历史上的太原、大同地区是鲜卑族血统十分浓厚的地区。

山西的民族融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到唐代初年，吕梁山还存在大量的“稽胡”。唐宋时期，地处交口的温泉关依然军人云集，防备西部胡人。辽、金、元时期，山西亦有相当数量的蒙古人拥入，比如交城县郝姓就是蒙古人后裔。

 稽胡，古族名，“匈奴”别种。《周书·异域传上·稽胡》：“ 稽胡 一曰 步落稽 ，盖匈奴别种， 刘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后。”《资治通鉴·梁武帝大同元年》：“ 稽胡刘蠡升 ，自孝昌以来，自称天子。”

吕梁山脉是中国北方东西部人种的交汇地区，吕梁山脉以西人口，蒙古种羌族——古华夏族血统多些，并融合有相当塞人血缘。吕梁山脉以东人口，蒙古种鲜卑——古华夏族血统多些，间或有塞人血缘。西部人民长脸细目特征的人多些；东部人民圆脸短颈特征的人多些。

山西的历史事实上是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最为华丽的篇章，山西人民在长期的民族融合中，形成了兼容、刚毅、淳朴、服从、组织观念较强的地域性格。民族融合的痕迹给山西留下了丰厚的历史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