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历史地理研究
地名释义
山西四境环山，因在太行山西，故称山西。元置山西河东道，为山西得名之始，明、清为山西省（布政使司），沿革至今。
黄河纵贯晋陕大峡谷，因山西在黄河以东，秦汉唐宋时期，山西古地名又称河东。
山西是建都北京的王朝对山西地理单元的称谓；河东是建都西安的王朝对山西地理单元的称谓。狭义的河东原指运城、临汾地区，秦始皇在这一地区置河东郡。
华夏曙光
以运城、临汾盆地为核心的河东地区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上古时期的尧、舜、禹均活动在河东地区。尧都平阳即今天的临汾市尧都区，舜都蒲坂即今天的运城市永济市，禹都安邑即今天的运城市夏县。
河东地区是最早的“中国”。华夏先民从这里出发，西向融合羌人，东向融合莱、夷，南向融合苗、蛮，北向融合戎、狄。
夏是中华文明的启蒙时期。此时期，华夏诸族南向发展了商汤文化为代表的农耕文明，北向一支夏人一路迁徙，与草原居民结合发展成为强大的匈奴民族。
行政区划的形成及历史地理特征
山西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发祥地，因此简称“晋”。
晋国经过一系列战争和外交行为，“统一”了“河东”地区，控制了“上党”地区（还有晋国控制下的戎狄部落），以此为核心，向南越过黄河与楚争霸，向东翻越太行山占有河北西部，向北蚕食戎狄，渐次进至太原和忻定盆地。进入战国时期，晋国分裂为赵、韩、魏三国。三国各向周边扩张土地：魏国跨过黄河开发陕西的榆林、延安地区；赵国越过恒山山脉击败匈奴，占领阴山以南、雁门关以北地区。至此，山西行政地理全境为华夏族控制。
西汉武帝时期，山西大部分地区划为并州刺史部（刺史部是监察区，没有行政管理职能），山西出现了省级行政区划的雏形。东汉灵帝末年，在门阀世族的推动下，推行州、郡、县三级行政体制，山西大部并内蒙阴山以南地区（大体上包括今天内蒙的乌兰察布、呼和浩特、包头、巴彦淖尔等市的阴山以南区域，乌海市、鄂尔多斯市）、陕西榆林地区为并州辖区，山西挟制草原，制驭中原的地域战略格局形成。这种战略地理在刘琨、拓跋魏时代被开发出来，终结于五代时期。
山西地理呈楔形南北分布，地势高亢，俯视三邻；北托阴山，西襟黄河，东屏太行，南阻中条；东向为幽燕屏障，西守为长安捍御，南出为中原门户。境内恒山、系舟山、太岳山、中条山将山西分割为大同盆地、忻定盆地、晋中盆地、临汾——运城盆地、上党盆地等地理单元。大体上山西可分为四个战略地理区块，分别为大同——朔州区块，忻州——晋中区块，上党区块，临汾——运城区块。大同——朔州区块为北京门户，临汾——运城区块为长安前厅，上党区块为洛阳后院。这些地理单元像一个个战略珍珠，镶嵌在三晋大地。李白说并州：“雄藩巨镇，非贤莫居。”
山西地理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
在北方作为主要竞争方向的时代，草原民族把山西作为南进基地，争霸中原；中原王朝把山西作为经略草原的利剑，制驭北方。
在历史的长河中，山西的战略地理一般存在四种选择，一是以中原富力北向控驭阴山，经略草原；二是挟草原之力南向争霸中原；三是严格控制山西的战略功能；四是把山西作为战略屏障，防冲御突，拱卫京师。两汉、隋唐、清采取第一种战略；刘琨、北魏、北齐、五代李存勖、刘知远、石敬瑭，采取第二种战略；宋采取第三种战略；元、明、采取第四种战略。
秦汉时期，面对草原，以山西为支撑，实施攻势防御策略，取得了可观的成效。在晋蒙交界依次设置云中郡（今呼和浩特）、定襄郡（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清水河县、卓资县一带）、雁门郡（西汉时在右玉、朔州一带，东汉时南移代县附近。）、代郡（大同盆地东缘晋冀两省交界地区）。两汉时期讨伐匈奴的战争多从这些地区出兵。
晋代刘琨是系统开发山西战略地理的著名人物。在西晋末年的危机中，刘琨在太原筑城屯兵，召集流亡，北联拓跋鲜卑，抗击刘渊、石勒。
北魏、高齐更是建立了太原——大同——阴山军政体系。北魏、高齐利用这一体系南向争夺中原，隋唐利用这一体系北向经略草原。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体现太原——阴山军政体系动员能力的突出事件如：公元534年7月，高欢闻洛阳有变，即从太原起兵，大部队数日即达洛阳；公元630年，唐将李靖以3000精兵，从朔州出发突袭恶阳岭，随后捕获东突厥吉利可汗。
唐代晚期，契丹兴起，太原——大同——阴山军事政治体系渐趋瓦解，随着北汉的灭亡，这一体系退出历史舞台。宋王朝为这一军事体系困扰多年，心存疑忌。灭亡北汉后，宋王朝从政治上通过毁坏晋阳城达到消除山西政治动员潜力的目的；经济上大规模迁徙人民，使山西经济，尤其是晋中经济遭受沉重打击，从而彻底清除了太原——大同——阴山具有鲜卑传统的军民动员体系。
宋王朝由于失去了山西的军事屏障，军事体系尤其脆弱。辽灭亡后，一支山西北部称为“义胜军”的汉族军队被宋军收编，置于上党（隆德府），但宋军基于历史的猜忌，对这支具有太原——大同——阴山组织风格的军队百般监视，控制给养。在金朝还未南侵时，这支区区2000人的军队，拔营而起，斩关而出，十数万宋军不能拦阻。是后，金军从河北山西两路进军，由于山西：军、民相疑，缺乏防备，很快陷落。金军突破黄河，兵临开封，宋军便束手无策。
金代匆匆而过，未遐建设山西的军事屏障，故在金元战争中蒙军突破燕山防线，战争便急转直下，只能在陕西组织一些较为坚决的军事斗争。
蒙古进入中原，平定山西后，即着手稳定当地的政治经济局势，设太原路总管府，以契丹人石抹查剌所领黑军镇守山西中南部，并从关中迁入人口，分发耕牛，发展农业生产。元灭金之战，窝阔台以山西为基地，指挥蒙军进攻河南（金），演绎了波澜壮阔的战争史诗。史称：“及南征，尽以黑军为前列”，“长驱破汴京，入自仁和门，收图籍而还。帝悉以诸军俘获赐黑军。”金亡后，蒙元启用太原人郝和尚拔都控驭宣德、西京、太原、平阳、延安等地，称五万户府，治太原，以强化山西高原的军事力量；后升万户府为“山西河东北道行省”，更强化了山西屏蔽京师，制驭中原的作用。
元末，孛罗帖木儿以大同为基地抵御反叛，拱卫北京；察罕帖木儿在河南起兵后，进占山西，以山西为基地平定河南、河北、山东、陕西的叛乱，极大地延缓了元王朝的灭亡。元顺帝退出北京后，山西主将扩廓帖木儿（王保保）西走甘肃，北走和林，扰乱西北，成为北元主要的军事力量，对明朝的北伐造成重创。
有明一代，山西是朝廷最重要的战略屏障。太原、大同均有坚强的军事部署。太原城垣碟楼雄伟，城内市宇壮观，为时人称颂，锦绣太原城就是此时得名。大同作为明朝的军事重镇从未被北方之敌攻取。“土木堡”之变后，蒙古人连年入寇，数度突破长城，兵临北京；明末，满人亦绕道蒙古入边，蹂躏京畿地区，但摄于强大的大同、宣府兵团对其后路的侧击，勤王诸军的缠斗，山西高原坚强的军事准备，并不能对北京形成持久的威胁。正统年后，山西数度遭到蒙古兵入关抄掠，但山西人民“自备军械，团结防边”，境内堡寨相连，人民自守，蒙古所获有限。控制土默特川（呼和浩特地区）的俺答汗连年入寇，部民困穷，内部秩序岌岌可危，在与明王朝达成开关互市的条件下，接受明王朝顺义王封号。明王朝与土默特部在大同开关互市，使土默特部政治趋于稳定、经济获得发展。是后，山西缘边寇掠顿减。同时，经济贸易的发展也促成了归化城（呼和浩特）的开发。归化城是蒙古族在长城缘边开发的第一座城市，它既是蒙汉民族相互依存关系的写照，也是蒙古族对明王朝长期“开关之战”的结果。归化城的开发意义重大，它为以后清王朝经营内外蒙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明朝中叶以后，政治黑暗，兵备废弛，但大同兵团在山西人民的支持下，依然富有进攻精神，在边境地区不时有奇袭斩获，要求恢复关外戍所，开关拓边之声不绝。明末，太原为李自成陷落，大同、宣府失去战略腹地后相继而降，明朝顷刻瓦解。
清代统治者在经济上推行晋绥一体化政策，鼓励山陕人民开发绥远，给予山西商人经营蒙疆市场的特权（皇商），以经济交流化解农牧区矛盾；文化上维护五台山宗教中心的地位，培养草原人民的文化认同；政治上把山西商人纳入国家财政体系，保障财政安全，支持外交和军事活动；军事上依托山西，建设归化城——库伦——乌里雅苏台——恰克图军政保障体系，维护疆域和商路安全，使晋、绥成为互动一体，经营外蒙的前进基地。清末、民国间，中国内忧外患，国力式微，这一体系对维护北部疆域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沙皇俄国的胁迫，外蒙古基本没有“独立”的条件。抗日战争时期，这一体系依然发挥了积极作用，晋绥系傅作义集团在河套地区依托内地资源供给，建立起日军难以逾越的绥远防线。
清朝中期以后，连续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白莲教起义，太平军起义，捻军起义，陕甘回乱，八国联军入侵。山西由于特殊的地理优势和清朝在山西的政治军事准备，基本保持了安定，起到战略屏障的作用。
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带领宫廷退入山西，巍巍太行阻挡了八国联军，山西商人倾其所有，扈从慈禧退入西安。
民国年间，阎锡山控制山西——绥远，进则占京津、争山东、出河南，纵横捭阖，逐鹿中原；退则保境安民，封境自守。山西——绥远成为最顽固的封建军阀堡垒。至1949年4月，解放军付出重大伤亡攻克太原。大同、绥远在太原、北平失守，失去政治保障后，相继而降。太原攻坚战是国共内战时期历时最长，伤亡最为惨重的城市攻坚战，近百万人卷入战争。战争后期，阎军因长期围困，缺乏营养，普遍罹患夜盲症，因此大大减轻了战争的烈度，减少了伤亡。
抗战时期，日军兵不血刃占领东北，长驱直下攻占河北山东，以后轻取安徽、河南，但在山西却遭遇顽强抵抗。抗战初期，忻口会战使日军遭受重大伤亡。八路军进入山西后，建立了最顽强的敌后抗战中心，不但把日军拖入面积广阔的战争泥淖，而且迫使日军不能使用中国北方博大的人力物力。如果日军平定了山西的抵抗，绥远、陕西、河北、河南、山东将失去战略屏障，长江以北就会成为日军强大的战略纵深和基地，南方的抗战将会异常困难，中国大地很可能又一次重演金、蒙、清入关的历史剧。
解放战争初期，虽然国民党的统治不得人心，共产党在山西已建立坚强的根据地，但国民党绥远和山西军队依然牵制了大量的共产党军队。在华北战场，富有进攻精神的傅作义绥远军给聂荣臻重兵集团造成了严重的困难，使其无力他顾。而共产党也由于完全占领了上党地区和太行、吕梁高地，在中原战场使国民党军队防不胜防，漏洞百出；在西北战场能够源源不断提供兵员给养；在河北战场牵制大量的国民党军队。国共战争时期，山西解放区策应了北方所有的国共战场，使国民党不能专力于任何一个战场，而共产党军队却依托山西的战略基地，灵活策应各个战场，南进东出，西拉东打。晋绥——西北解放军在西北拖住胡宗南20万大军不能东顾。晋冀鲁豫解放军在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大地区机动作战，有力地策应了华东解放军。晋察冀解放军虽然与傅作义集团势成胶着，但使京津唐地区50万国民党军既不能东援关外，也不能策应山东。
历史上，围绕山西的争夺往往残酷血腥。
公元前262年，在长治地区（上党）爆发了规模空前，参战人数近百万人的长平（今高平）之战。战役持续3年，赵军全军覆没，损失士卒40余万，秦军亦有重大伤亡。公元546年，东西魏玉璧（今稷山）之战，东魏高欢军强攻玉璧50余天，战、病死亡士卒7万。高欢黯然退兵，回军途中，大将斛律金作《敕勒哥》，以提振士气，保证部队良好的精神面貌，镇服反侧，维护后方安定。歌词如下：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太原作为山西地区的控驭中心，更是折冲御辱，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太原地区曾爆发过三次具有重大影响的城市攻坚战。公元前455年——前453年间，晋国强臣智伯胁迫韩、魏，帅三家之众攻打晋阳（太原），引晋水灌城，《史记.赵世家》载：“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悬釜而炊，易子而食”。晋阳之战是春秋战国时期最为惨烈的城市攻坚战。它改写了晋国的历史，启动了战国的序幕（从《资治通鉴》前403年三家分晋）。北宋初年，赵匡胤、赵光义二帝屡攻晋阳（太原）不克。979年，宋太宗攻破晋阳（太原）城，夷晋阳（太原）为废墟，中原王朝的扩张时代宣告结束。1949年的太原战役铲除了中国腹心地区最后的封建割据堡垒，也为国民党当局缺少亮点的内战增添了悲壮色彩。
山西地理开发及民族融合
山西是中华民族演化最为丰富的地区，南端的黄河三角洲（运城地区）是华夏民族的摇篮，而春秋时期晋中盆地、忻定盆地、大同盆地及太行、吕梁山腹地的广大区域是戎狄民族游荡的牧场。
公元前541年，晋将荀吴帅晋军进入太原地区，太原（晋中）盆地广阔富饶的景象给晋人印象深刻，故命名该地为“大原”。今天的太原地区因此得名。此后，晋人将郡县制度推广到晋中、忻定盆地。农耕文明扩展到恒山山脉的句注山南地区。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期间（前305年——前299年），赵人越过句注山，在今天的山西、河北北部，内蒙古阴山以南地区建立了一系列军事、移民据点。
公元前244年，赵将李牧击败匈奴娄烦部，完全控制大同盆地及阴山南麓地区，农耕地区进一步扩展到大同盆地。
在晋人北进的过程中，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出现大规模融合，太行山区成为华夏文化腹地，但吕梁山区的中北部地区由于北通内蒙，西望陕北农牧区，华夏化的过程相对缓慢。北魏年间，朔州西部的吕梁山脉北段有尔朱荣率领的契胡部落。北齐至唐贞观年间在吕梁山脉中段有稽胡部落时服时叛的记载。唐代在宁武天池设有国家牧监，管理吕梁山脉北段的马政。以此证明，到隋唐时期，吕梁山脉北段依然有大量胡人从事畜牧经济。时至今日，山西依然有畜牧传统，北部地区畜牧经济发达。
山西的民族融合既有北向性融合，也有南向性融入。
东汉年间，由于西汉末年战乱和大庄园经济的兴起，内地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奴仆，胡人被整体迁徙或掠买进入内地的数量庞大，南匈奴王庭迁入山西。献帝年间，曹操将南匈奴部众分别安置在临汾（尧都区）、汾阳、隰县、忻州、文水等五县，与汉民杂居，逐渐成为内地编户。与此同时，拓跋鲜卑逐渐迁徙入塞，在大同立足。
大同地区是古华夏民族和游牧民族相向融合的地方。大同地名从辽代正式使用。“大同”意出《礼记》“天下大同”之句，表达了的中国人民交流融合的政治愿望。
西晋战乱，刘琨在晋阳招募流民，抵御刘渊领导的匈奴族叛乱达8年之久。期间，大量中原人民投奔晋阳。但刘琨实际能力比不上声誉，人民归来后，没有有效的安置措施稳定流民生活，政治上也比较混乱。当时，雁门关外的拓跋氏政治清明，社会环境安定，大多数归向刘琨的流民通过晋阳这个中转站，投向了雁门关外的拓跋氏，为拓跋魏的建立积聚了雄厚的力量。拓跋魏建立后，大量草原人口进入山西乃至洛阳地区，历史上的太原、大同地区是鲜卑族血统十分浓厚的地区。
山西的民族融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到唐代初年，吕梁山还存在大量的“稽胡”。唐宋时期，地处交口的温泉关依然军人云集，防备西部胡人。辽、金、元时期，山西亦有相当数量的蒙古人拥入，比如交城县郝姓就是蒙古人后裔。
吕梁山脉是中国北方东西部人种的交汇地区，吕梁山脉以西人口，蒙古种羌族——古华夏族血统多些，并融合有相当塞人血缘。吕梁山脉以东人口，蒙古种鲜卑——古华夏族血统多些，间或有塞人血缘。西部人民长脸细目特征的人多些；东部人民圆脸短颈特征的人多些。
山西的历史事实上是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最为华丽的篇章，山西人民在长期的民族融合中，形成了兼容、刚毅、淳朴、服从、组织观念较强的地域性格。民族融合的痕迹给山西留下了丰厚的历史财富。
山西地理及民风特征
山西地理险要，资源能够自给，人民性格刚强稳定、倔犟守义，难以暴力所服，多出文华侠义之士，既是地理战略要区，又是中国最好的兵员地之一。更形象地说，山西像条扁担，东西担二京：北京、长安；南北系二民：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特殊的地理民族结构，使山西在国家强盛时成为帝王的鞭子，制驭四方；国家变乱时，成为守御的屏障，维持局面。
注：1、参阅资料
《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晋书》，《魏书》，《北齐书》，《新唐书》，《宋史》，《辽史》，《元史》，《明史》，《清史稿》，《礼记》，薛宗正著《突厥史》，《中国共产党史》，《毛泽东选集》，范文澜著《中国通史》，马汝珩著《清代西部史论衡》，《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三辑》，《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聂荣臻传》，《徐向前回忆录》，《太原府志》，燕居谦著《交城县志》，《孝义市杜西沟村志》等。
2、特别声明
以上参阅资料填列了大量历史典籍，这是一种懒办法，只要作者觉得浏览过的，有些牵连的书籍，便填列上去，以防遗漏。另一方面，中国的历史资料可谓浩如烟云，要充分注明历史资料的来源出处，是一项繁杂耗时的工作。由于时间因素，略去了这项本该完成的工作。
本文的知识结构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大量涉猎书籍，二是现实了解山西。事实上，这是一种“五味混杂”的认知。凭借这种“杂货铺”式的认知写文章，引用资料很可能就有张冠李戴的地方，观点归纳也可能有雷同他人之处。因为现代电视、网络如此发达，难免有耳濡目染之咎，也可能有“英雄”所见之同。尽可能地罗列参阅资料，正是为了回避道德方面的风险。在此，我真诚地希望指正交流，但还不想让人揪住尾巴，这大概算是一点黠慧吧。（文/耿跃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