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州市幸福村扶贫移民调查

文/耿跃东

即将走进历史的空壳村庄 

 

   

忻州市幸福村

 

幸福村是忻州市三交镇的一个小山村，位于大山深处，距离镇上约15公里；2018年，原住民户籍19户34人，挂籍人口10户10人；耕地200余亩；常驻人口：夏季7——8人，冬天2——3人。幸福村所在的山沟，植被繁茂，风景宜人，但交通不便，土地贫瘠。村民外出求生，人口大多流散到周边的忻府区、原平市、阳曲县等地。

 

2018年7月4日，是幸福村移民搬迁最后一次测量宅基地，国家补偿宅基地后，将拆除村庄，恢复生态。

 

村主任边金焕，今年58岁。他说，他和妻子是村里最年轻的常驻居民，因值守所在，常年住在村里，事实上是幸福村的看门人。他们夏天住在山下平房，冬季搬入山坡窑洞避寒，以荆柴做饭取暖。

 

幸福村地势，两山夹峙，平地仅容纳二、三院落。山间有溪水流出，清冽甘甜，沸水无碱垢。溪畔有数米深浅井一口，村中饮水从中汲取。大部分民居，位于山坡，因地势开凿窑洞，高低错落，很少相邻，仅通步道。窑院因多年空置，大多坍塌，通道没于荒草。少数地势较低的窑院因不时住人得以保留。

幸福村坍塌的房屋掩映于草木之中

 

村主任边金焕的家位于村中小广场旁边。“村委会”设在他的家中。上午，村中小广场上停了两部极为普通的轿车，有十来个村民三三两两聚集在广场边的阴凉里。本地交通闭塞，没有通达村里的公交车。轿车是“回家”村民的交通工具。也有村民等在半途，搭乘我们的车辆“回村”。路上，与村民交流。村民说，国家移民补偿对他们来说是意外之喜，村民外出，房屋大多倒塌，再有十年，这个村子自然就消亡了。

村主任边金焕和他的家——也是幸福村村民委员会

 

与村主任边金焕交流。他说，幸福村在农业社时有人口42户，140多人，耕地900多亩。改革开放后，有门路的投门路，有办法的想办法，人口累年外迁。后来，拍卖四荒地，又有700多亩耕地拍卖还林。现余200多亩耕地中也有大约2/3弃耕撂荒。今天，将测量最后六户宅基地。

 

这可能是幸福村最后一次较具规模的“盛会”，也是鉴证幸福村走进历史的日子。

 

测量工作由三交镇副镇长邢明牵头，镇人大主席寇鹏江、镇计生办主任赵文楼组成镇工作组，在驻村第一书记胡永青，村主任边金焕，熟悉村中情况的老人配合下展开。

2018年7月4日扶贫移民拆迁测量工作组进入幸福村

 

今天测量的六户院落，位于地势较高的山坡。由于无人居住，多数院落的土质院墙和房屋坍塌殆尽，窑洞仅存土穴，在山底张望，已失痕迹。由于多年无人踩踏，庄户小径，草木茂盛，踪迹全无。一行十余人在边金焕和老村民的带领下，才能找到昔日窑院。

 

测量工作十分顺利，村民多无计较，计数即可。有些村民甚至全权委托村主任边金焕测量核对。工作组的重点在于划分少数权属人的产权交集，到下午两点，工作组的登记核对工作才告完成。

2018年7月4日工作组测量幸福村村民的宅基地

 

扶贫移民政策

 

测量结束，我们与邢明副镇长沟通。邢明副镇长讲解了扶贫移民政策。他说：

 

扶贫移民后，有三种处置废弃村庄的方式，一是生态恢复，二是土地复垦，三是经济开发。

 

幸福村移民后，将拆除村庄，恢复生态。该村的移民工作，计划于7月底结束。但由于区里的移民房在8月底摇号。出于人性考虑，要等住在村里的人都拿到扶贫房钥匙，再行拆除房屋。预计年底前完成整村拆除工作。

 

幸福村移民的拆迁补偿标准：窑洞补偿分为三类，一类每间补偿2000元，二类每间补偿1000元，三类每间补偿500元。土房补偿也分为三类，一类每平米补偿300元，二类每平米补偿200元，三类每平米补偿100元。院落每亩补偿6000元。

 

幸福村的移民扶贫工作开始于（国民经济规划的）“十二五”期间，2014年在忻府区“怡居苑”，已经安置一批9户扶贫房。当时的政策是：政府补贴移民每户11500元，每人6200元，以低层1900元每平米，高层2300元每平米的成本价购买扶贫房。

忻府区怡居苑远景

 

现在的政策分为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

 

集中安置：贫困户每人补贴25000元；非贫困户，每人补贴12000元；并村内宅基地补偿款，由政府直接划拨购买忻府区“怡居苑”扶贫房。

 

安置房分为三个档次：50平米，75平米，100平米。对贫困户来说，50平米房屋个人最多出资6600元，75平米房屋个人最多出资9500元，100平米房屋个人最多出资9900元。

 

分散安置：贫困户每人补贴20000元，非贫困户补贴每人12000元。政府协调将移民户籍迁入购买房屋或有生活基础的村镇、社区。

 

扶贫移民后，对迁徙居民的生活实施“七个不变”和“五个一批”予以保障：

 

“七个不变”是：土地权属不变；涉农补贴不变；村民社保待遇不变；原有的脱贫补助不变；村集体财政转移支付收益不变；村集体经济权益不变；三年内，村“两委”干部工资待遇不变。

 

“五个一批”是：产业扶持一批，政策保底一批，健康扶贫一批，教育扶贫一批，异地搬迁一批。

 

有关产业扶贫，镇政府原拟利用农民的土地资源，帮助农民发展光伏发电项目。但五月底，因光伏发电上网电价下调，项目暂时搁置。现镇政府正在积极探索新的适合农民增收的产业扶贫项目。

 

幸福村实施移民后，村庄销号，土地划入临近村庄托管。移民过渡期为三年。三年后，居民行政组织关系融入新居住地。

 

关于移民新区远离耕地，农民耕种不便的问题。邢明副镇长回答：政府鼓励农民实施土地流转。

 

邢明副镇长认为：移民扶贫工作，从经济上来说是划算的。像幸福村这样的村庄，政府每年投入资金，修缮道路，维护基础设施，保障基层政权运行，实际意义不大。

 

“十二五”移民调查

 

“十二五”期间，幸福村9户15人于2014年国庆节安置移民房，其中贫困户5户9人，非贫困户4户6人。贫困户为：戎文才、李兰英、戎文怀、戎润娥、赵润喜。非贫困户为：刘巧珍、戎建英、岳润虎、米艳。房屋大小由抓阄决定。上述九户，戎文才与戎文怀为兄弟，戎建英是戎文怀的女儿。米艳为外来户，村委会未见其人，不掌握情况。

 

贫困五户：

 

戎文才77岁，李兰英76岁，戎文怀75岁，戎润娥72岁，赵润喜51岁。

 

戎文才的房屋实际上由养子降虎生购买。戎文才现住在村里，一人独居，种地为生，有一女33岁，嫁到村外，户籍还在村里，未买房。今年的整村搬迁，拆除屋舍，使其生产、生活均面临大的变化，颇为愁苦。据亲戚说，戎的养子降虎生现年44岁，在饭店打工，有一女7-8岁，买房有贷款，生活拮据。

 

李兰英的安置房实际由三儿子边润平出资20万元购买，但买下房屋，无力装修，至今空置。李兰英育有三子，长子早亡，二子边建平、三子边润平均在忻府区兰村购置农村旧宅。边建平50岁，鳏居，数年前，倾其所有，找一媳妇，住到女家，新婚十余天外出打工，回来后，“媳妇”已经另邀男子住在家里。此事轰动乡里，曾在《山西电视台》的“小郭跑腿”栏目报道。边润平48岁，育有儿女，购房后，经济窘迫，农村宅院，正窑坍塌，一家人住三间南房。李兰英现随边建平生活，患有胃病。

李兰英之子边建平在忻府区兰村的家

 

戎文怀与女儿戎建英同时购房，因无力承担个人出资，将自己的房屋指标转手让人，女儿戎建英、戎丽英添加钱财，花费6万元在忻府区兰村购置农村旧宅院，现与妻子李计变依靠每人每月80元养老金，约230元低保金生活（2018年第二季度低保账户打款2人1300余元）。李计变患有多种老年疾病。戎文怀认为，农村房屋没有物业杂费，生活成本低，环境安逸，符合他们的需求。

戎文怀与妻子李计变在忻府区兰村的家

 

戎润娥的安置房实际由次子靳春林购买，现随大儿子靳春全生活。

 

赵润喜现在原平生活，安置房由妹妹居住。

 

非贫困三户（去除米艳）：

 

刘巧珍51岁，独居生活，房屋自住。

 

戎建英时年45岁，离异，带一男孩，与妹妹戎丽英一起生活。妹妹戎丽英亦离异，有一男孩由男方照管。戎建英说，购房时有她和儿子两个人口指标，除去政府补贴，个人出资约20万元。

 

岳润虎81岁，有五个子女，四个考学外出，颇有成就，生活无忧。但老人习惯劳作，不愿离村，夏季回村务农，冬季进城蛰伏。勤苦持家，不为金钱丰裕改变。

 

上述村民年龄由村委会提供，均为2018年虚岁。

 

“十二五”移民，幸福村共安置9户15人住房。房屋面积大体在76平米以上，平均每户补贴人口为1.67人。平均每户所得政策性补助：户补11500+人补10333=21833元。向多位村民核实，他们都说个人出资大约20万元。以此计算，“十二五”移民房的商品化率为89%。当然，移民房相比动辄百万的商品房，价格已经十分低廉，是政府主导的成本房。即使这样，20万元对收入微薄的村民来说依然是天文数字。

 

“十三五”移民调查

 

2018年的扶贫移民将终结幸福村的历史。

 

本次移民有贫困户5户14人申领扶贫房（集中安置），6户6人申请分散安置。

 

集中安置：

 

边金焕，现为幸福村村民委员会主任兼党支部书记，户籍人口4人申领100平米的移民扶贫房。

 

安保祥，80岁，户籍人口2人申领50平米移民扶贫房。

 

靳国帅，21岁，姐弟3人共同申领移民扶贫房。靳国帅的父亲叫靳春全。靳春全现年54岁。他和妻子的户籍已经迁往忻府区长征办事处富庄村，并购置农村旧房。子女的户籍留在村里。幼子安国平因回避计划生育政策，姓了舅舅的安姓。靳春全的家庭：二女儿和幼子安国平患有癫痫病；长女离异在家，带有3岁幼童；靳国帅在忻州学习计算机。安国平的病情较为严重，稍有疏忽，便昏厥磕碰，时常要人看管。靳春全的媳妇常年居家照顾幼子。靳春全户籍虽然迁走，但在外艰难时，依然回村务农。2017年，他回幸福村种地，但农产品价格低廉，产出有限，用他的话说“种地误了事”。2018年，靳春全又回忻州打临工求生。靳国帅的家庭，人口较多，有残病成员，目前只靠父亲一人打工养家，境况艰难，令人唏嘘。

 

边润枝，59岁，丈夫、儿子户籍早已迁走，村中户籍只有她和女儿。

 

边秀琴，为出嫁女儿，户籍3人在村里。根据忻州市新的扶贫政策，外嫁女不得参与扶贫房和贫困人口的安置。边秀琴已被取消申领扶贫房的资格。但从现行法律来说，该政策有损害妇女权益，抵触法律的嫌疑。即使要取消边秀琴的扶贫权益，也应该通过政府数据交流，从其真正的生活状态调查入手，确保应扶尽扶，避免冒领获益。

 

分散安置：

 

安润荣，患有精神病，为五保户，安置敬老院。

 

苏双槐，76岁，在邻村付家庄村买房居住。

 

岳引珍，村中户籍只有一人，随子女到原平市生活。

 

安保灯，拟迁往忻府区庄磨镇。

 

安国平，靳春全幼子，靳国帅弟，患有癫痫病，拟迁往忻府区长征办事处富庄村。

 

降虎生，2014年，占用戎文才指标购买扶贫房。

 

村民讲，申请“十三五”扶贫移民安置房的村民，已于2016年底，各向忻州市扶贫开发中心缴纳“移民房集资款”2万元。政府承诺2018年8月底交房。但他们签署的“协议”交回镇里后，镇政府至今没给他们返回政府签章的“协议书”。被取消申请扶贫房资格的外嫁女边秀琴也未收回其缴纳的2万元“移民房集资款”。截至2018年7月，幸福村房屋已经征收，分散安置每人2万元的安置费和房屋补偿金均未到位。

 

“十三五”安置，幸福村原住民所余11户居民中有贫困户5户14人申领安置房，贫困户6户6人放弃了送到嘴边的政策性红利。

 

根据政策，最小扶贫房为50平米，贫困户加上安置补贴和旧宅基地补偿金，最多出资6600元。50平米忻州市区房屋以每平米3000元计，价值约15万元。

 

以1人户计算：贫困户放弃安置房，所获安置补贴2万元，旧宅基地补偿金大致1万元，合计3万元，潜在损失11万元以上。

 

以2人户计算：贫困户放弃安置房，所获安置补贴4万元，旧宅基地补偿金大致1万元，合计5万元，潜在损失9万元以上。

 

部分村民放弃了现实的红利，原因有三：

 

一是缺乏财力获取政策性红利，先期缴纳2万元的集资门槛把一些人阻挡在外。

 

二是他们的生活基础已经发生变化，在别的地方立足且急需资材改善生活；

 

三是岁数偏大的村民，急需养老资金，已经等不及缓慢变现的福利房。

2018年忻府区怡居苑南缘街景

 

农民的疑虑

 

就幸福村村民来说，在欢迎扶贫移民的同时，也有所疑虑，主要为以下方面：

 

第一、担心移民安置房没产权。

 

村民说，2014年的安置房，政府答应办理产权手续。2018年的安置房，政府未承诺办理产权，且合同约定不许出售，否则按套取扶贫资金处理。

 

村民认为：村里的住宅已被政府作价拆除，移民房应给予产权，容许子女继承。否则，两头没有产权，让人心里不踏实。

 

第二、担心安置房涨价。

 

村民反映，有干部说，2018年的移民房可能要涨到平米均价2680元。“安置协议”第二条也说“售价按低层1900元/㎡、高层2300元㎡预收，最终价格按照建设成本决算”。因为生活的窘境，每1分钱都牵动村民脆弱的神经。

 

第三、担心移民后的生活。

 

在村里居住的村民认为，进城后，物业取暖，蔬菜粮油均靠购买，生活成本会成倍提高，单靠低保金和养老金难以生活。这些村民，大体年纪偏大，劳动技能单一，离开土地，会遭遇较大的生活困难。

 

77岁的戎文才耕种10余亩土地并养老金、低保金的收入，只要身体健康，可保生活无虞，但移民扶贫房指标被养子占用，村里居所面临拆除，最是愁苦。

 

有村民担心，旧村拆除后，水电房屋均无，无法回村维系农业生产，安葬老人也失去了落脚点。因此，他们要求保留一两处房屋和电力设施，为村民耕种、浇地、收获和埋葬先人公共使用。

 

第四、外嫁女的权益问题。

 

按相关规定，外嫁女在本次移民扶贫中，不得享受集中安置和贫困户政策。

 

村民认为，外嫁女在村里分有土地，并承担过集体的提留摊派和义务工，不能一视同仁享受国家扶贫政策，情理上说不过去。

 

忻府区扶贫办解读幸福村

 

2018年8月7日，我们带着幸福村的问题，拜访了忻府区扶贫办。扶贫办出示了三交镇政府上报的扶贫数据，数据显示：

 

幸福村核准户籍30户46人，“十三五”期间集中安置5户14人，分散安置6户6人，完成扶贫任务11户20人。

 

幸福村房屋拆迁1169.5平方米，补偿31.021万元；宅基地拆除20.59亩，补偿14.455万元；拆迁费用5万元；生态恢复费用1.584万元。费用合计52.06万元。

 

我们就农民的疑虑，请教了扶贫办人员，他们回答：

 

关于移民安置房：

 

摇过号的集中安置移民，8月底安置，属于9期工程。没摇过号但已经上报的集中安置移民9月底安置，属于10期工程。按照政策，农民享有移民房产权，具体管理办法还没下来。

 

关于安置房价格：

 

贫困户有政策规定，个人出资最多不超过1万元，非贫困户在享受政策性补助后，平米房价为2650元。幸福村5户14人均为贫困户，不存在涨价的问题。商品房所收的一系列附属费用，政府都不收，2万元集资款用不了，剩余的退给农民。

 

关于移民后的生活问题：

 

移民房物业费按最低标准每平米0.6元收取。原村庄将保留一些生产管护用房，水电设施予以保留。

 

关于外嫁女权益：

 

外嫁女是去年“割出去”的。其生活基础不在村里，不属于扶贫范围。娶进的媳妇户口不在的可以算进来，以“共享收支，共同生活”为评判指标。具体以群众评议为主。

 

他们坦言，政府也有难处。集中安置，上级下拨建房补助资金每人3.88万元。“十二五”期间以成本价安置移民，地方政府不背负担。“十三五”期间，集中安置，贫困户每户个人负担最多不超过1万元，地方财力就有些吃不消。

 

驻村干部状况

 

按照规定：第一书记必须脱产住村，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

 

我多次进入幸福村，只在2018年7月4日，拆除村庄测量宅基地时与驻村第一书记有过一面之缘。当天，驻村书记与乡镇干部乘坐公务车辆同时入村，同时离去。

 

经了解得知，幸福村驻村干部在工资以外每个工作日补助60元，有事则来，无事则去。

 

其实，幸福村在夏天只有7-8个迁延岁月的老农，冬天有2-3人在村里，驻村干部住不住，意义不大。因幸福村贫困的主要原因是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的规律决定的。

 

但就驻村干部而言，在原单位全职脱产，所住村庄没有坐岗约束，另每个月获得约1300元的驻村补助，是否妥当，值得商榷。因为，在忻州地区：2015年，农民年收入2855元；2016年，农民年收入3026元；2017年，农民年收入3200元即告脱贫。幸福村第一书记一年的驻村补助收入大概15000余元，能使5个农民脱贫。

 

扶贫数据分析

 

政府数据：

 

三交镇报表显示，幸福村有30户46人，2018年扶贫移民11户20人。

 

另有资料显示，“十二五”期间，幸福村完成扶贫移民9户15人。

 

“十二五”与“十三五”期间，幸福村合计完成扶贫移民20户35人。扶贫完成率：按户核算为66.66%，按人核算为76.08%。

 

村庄数据：

 

以幸福村29户45人计：扶贫完成率：按户核算为68.96%，按人核算为77.77%。

 

原住民数据：

 

幸福村原住民19户34人，挂籍人口10户10人。以真实贫困的原住民计，“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共计安排扶贫20户35人。扶贫完成率：按户核算为105.52%，按人核算为102.94%。其原因是外来户米艳在2014年享受扶贫补贴及优惠政策，获得扶贫房。

 

政府数据和村庄数据相差的原因，产生自外来户米艳。米艳在购买扶贫房后，迁走了户口。因此，村庄将其排除在户籍人口之外。但米艳享受了扶贫政策，政府统计就不能将其排除。

 

可以预见，如果人口数据不做结论，幸福村的扶贫工作就开有“方便之门”，风声稍缓，米艳事件很可能会再次上演。

 

空壳村庄扶贫移民意义重大

 

扶贫移民带来的结果是农民生存环境的急剧变化，有些疑虑，有些不适应，在所难免。

 

今天的中国社会，类似幸福村这样：地理偏僻，人民走散，耕地逐渐撂荒，户籍和居住地分离的空壳村庄，大量存在。

 

这类村庄，在带来一系列治理和社会困难的同时，也耗费了宝贵的公共资源，影响了社会组织效率。因此说，扶贫移民工作在当前来说有客观必要性。

 

幸福村在“十三五”期间尚有原住民贫困户11户20人等待移民安置，其中5户14人选择集中安置，6户6人选择分散安置。

 

这说明：一方面，多数村民在外出求生的过程中，有了自己的生存基础；另一方面，在房价累年上涨的今天，部分村民放着带有福利性质的集中安置房不去“占便宜”，也从侧面证明了他们经济的窘迫。无论是安置住宅，还是给予一定的经济扶持，对他们来说都是宝贵的生存资源。

 

接触中，农民脸上洋溢着忐忑的喜悦。他们不敢相信政府对他们坍塌殆尽的残垣予以补偿。他们甚至不愿意过多的交流，生怕哪句话说错了，把这即将到手的利益没了。

 

就幸福村的扶贫移民工作评价：

 

从政治看：首先，它坐实了家底，使社会组织更加现实高效，有助于政府掌握民众，实施治理。其次，移民扶贫工作是一次深刻的社会财富再分配，有助于缓解不断拉大的社会财富鸿沟，调节社会矛盾。

 

从经济看：它有助于解决老百姓在城市化进程中最为迫切的生存问题，扩大有效内需，进一步夯实城市化基础。

 

土地交流迫切需要政策引导

 

移民后，农民住所远离了耕地，在短期内可能对农业生产带来一定的不便。但就幸福村而言，少数眷恋土地的老人，耕种着逐年弃耕的土地，本身就不可持续。大部分农民愿意从繁重而低效的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从事更加赚钱的职业。

 

有老农告诉我们，他希望把自己的耕地在获得现实利益的条件下流转出去。

 

显然，分散的小农生产在经济性、竞争性方面，均不能适应时代发展。农民对产出微薄，弃之可惜，而又不愿意拱手相让的小土地有强烈的交流愿望。

 

但土地的集中应该防范风险和投机。

 

中国历史上，土地的集中和攘夺是侵蚀政治基础的主要动因。

 

就现实而论，在鼓励土地适度集中经营的同时，也应该防范土地的过度集中，防止土地投机，侵害农民利益的行为发生。

 

就中国的国情而论，在人口稠密，土地和交通条件较好的地区，应鼓励百亩左右的家庭农场，实施精细农业；在土地和交通条件较为差次的地区，鼓励适当面积的家庭农牧场，实施相应的农牧业生产；在地广人稀，条件许可的地区鼓励大农场经营。

 

欲达成上述产业效果，需要在三个方面予以制度保障和产业引导：

 

其一，结合中国国情，建立现代土地产权制度，使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在可控范围流动，使小农场拥有土地产权，鼓励农业投资长期稳定。

 

在现行购买力条件下，包括农民劳动投入，农业条件较好的地区，以每亩每年1000元收入计，一个家庭两个劳动力年收入10万元，基本达到或接近其他产业部门的劳动收入水平。这样从经济上可以确保农业生产相对稳定。

 

如果农户承租土地经营，去除地租（承包费）后，土地耕种者将所剩无几。更重要的是，地租（承包费）作为绝对成本，相对于脆弱的农业生产，遇到灾年或农产品价格波动，经营者可能会弃租土地，甚至赖掉地租，既破坏农业生产稳定，又造成社会矛盾。

 

2017年时，山西省交城县东坡底乡，动员数村群众把土地租给以黄芥榨油为背景的旅游开发商，大面积种植黄芥，期望以黄芥籽的经济收入为基础，形成黄芥花海的旅游景观，获得收益。但由于大面积种植，管理跟不上，黄芥收成不好，市场价格又较低迷。有些地块，黄芥籽收入不够收割成本，导致大面积黄芥弃收，许多农民的承包费在深秋时节尚未收回。

 

其二，改革税收制度，使用税收手段打击土地投机，保护农业生产。

 

土地作为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载体，具有稀缺性，稍有不慎，就会成为资本权贵居奇囤积的对象，既破坏政治平衡，又破坏农业生产。

 

现实中，宜严格稽查土地的耕种情况，对撂荒和改变耕种性质的土地课以重税，使居奇囤积土地有害无利。

 

对工商业用地，宜收取适当土地使用税，全额抵扣企业流转税；对超范围的居住用地收取土地使用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开辟稳定税源。

 

上述政策，将使土地经营的边际成本达到较优水平，使土地投机无利可图。在鼓励农民因地制宜使用现代科技改善农业生产的前提下，维持“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占有结构。

 

其三，严格财政补贴管理，堵塞侥幸之门。

 

巨额的农业补贴资金也是促成土地投机的重要因素。许多人承包土地并不是为着开展农业生产，而是为套取名目繁多的涉农资金而来。套取涉农资金的行为，不但破坏政治平衡，也干扰农业生产。因此，宜在政策上制定严格的制衡机制，堵塞侥幸之门。

 

总之，现代土地产权制度的建立，将使进城移民获得较为丰厚的土地收益，放下土地牵挂，增加他们融入城市的经济自持力；也使新型农民获得不受牵制的“永产”，增加产业投入，推动农业发展。

 

扶贫移民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有许许多多与幸福村类似的村庄。幸福村的情况具有代表性。

 

我们衷心希望幸福村的村民通过扶贫移民改善生活，尽快融入新的环境；也希望类似幸福村的其他贫困村庄通过国家普惠式移民政策获得生存利益；还希望国家出台配套土地产权政策，解决中国城市化进程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当然，任何事物都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风险和挑战。扶贫移民工作的风险和挑战，是在执行中少数人贪污腐败侵蚀政策的公平基础，使民众丧失信心。因此，扶贫工作的阳光操作十分必要。比如说，对村民公示扶贫政策、补贴和分配情况，形成村民竞争监督；对社会公示扶贫政策、补贴和分配情况，形成舆论监督；严格政府纪律，切实受理民众举报和权益诉讼，形成权力制衡。

 

不管怎么说，通过幸福村扶贫移民的工作，让人看到中国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切实行动。

 

我们也将继续关注幸福村移民的后续工作！

 

幸福村村景

进入幸福村的乡村道路

进入幸福村的乡村道路

幸福村田野

从幸福村流淌而出的溪水

幸福村即将进入历史的民居